赵彦昌：

    二、紧密关系：《实施条例》与档案法

条例是由国家制定或批准的规定某些事项的法律文件，主要起到辅助性和阐释性的作用，适用于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管理和处置。《实施条例》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指出根据档案法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，所以，第一，从形式上看，《实施条例》所有规定均根据档案法制定，并且在结构上保持一致，保证《实施条例》对档案法阐释性与辅助性的关键作用发挥；第二，从内容上看，《实施条例》的所有内容，都是对档案法具体内容的进一步细化与丰富，是对档案法内容的深入拓展与具化，档案法是“纲”，《实施条例》是“目”，纲举目张，《实施条例》作为由国务院批准的最高法规性文件，是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核心即档案法的配套法规，二者是作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我国档案法规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；第三，从整体上看，《实施条例》是对档案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，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。但凡档案法规定明确的，《实施条例》不再重复说明，但凡档案法规定相对笼统的，《实施条例》予以具体清晰的阐释。总之，《实施条例》是根据档案法制定并对档案法进行阐释与深化的法律文件，二者关系密不可分。

三、发展变化：量变与质变

由《实施办法》改为《实施条例》，不仅体现在法律名词的变化，更是体现了国家对档案事业更加重视，是对档案工作“为党管档、为国守史、为民服务”的高度肯定。在具体内容上，体现了质的飞跃，档案“法制”的内容更为具体，档案“法治”的含义更为浓郁，对“档案治理体系”的建设提供了全面而具体的法律保障。

1.从数量上看更为丰富，《实施条例》从30条增加为52条，变化清晰可见，新增“档案信息化建设”“监督检查”两章，并将其他内容规定的更为清晰具体。

2.从内容上看更为清晰，《实施条例》是依据档案法而制定，档案法的进一步完善使相对应的《实施条例》更清晰具体，是对《档案法》的进一步诠释和具化。

3.从整体上看更为全面，在第二版《实施办法》到《实施条例》问世的20余年中，不管是档案的范畴，还是档案事业的进步，亦或是档案法的变迁，都有了质的飞跃，这一切都最终反映到《实施条例》中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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